前世今身,追探六堆客家的战场空间

2020-06-19 作者: 围观:349 47 评论

前世今身,追探六堆客家的战场空间

再版序
从我第一次发表南部客家的研究议题,也就是在在高雄师範大学文学院所举办的「高中人文学科教学研讨会」上,发表「客家战场空间的历史建构─以十八世纪屏东平原为例」开始,已经九个年头了。

还记得当时这篇文章的摘要是这幺写的:

「近年來台湾的学术界兴起一股客家研究的风潮,在「客家学」的号召之下,每个学域皆希望贡献一份力量,在众人脑力激荡的结果,逐渐有多个面貌出现。在地理学界,莫过于对「客家区域」有着十分的好奇与憧憬,它如何产生?它如何延续?甚至是它如何扩散?学界所定义的『客家区域』,依其属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來谈,即原乡、新乡与侨乡三類,虽然区域的划分明白,但是缺乏细緻的史料下,前者所谈的三个问题,很难有细緻的讨論空间。在台湾我们可以轻易指出哪些地方是属于客家区域,但是是经过怎样的歷程而蜕变成「客家区域」,却是鲜少人去讨論,因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满足『动态』的区域成形过程,那资料何在?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重建古代战场的场景是相当困难的,本研究以客家屏东平原做为研究範畴,来讨论十八世纪朱一贵事件所引发地域冲突的可能性,所使用的研究资料将透过各式样的一手资料,试图建构出原始场景,进而分析当时战场空间的对峙情况,以对应现今各乡镇发展的情况。

然而,似乎这个目标并没有完全达阵。

虽然现今,「先锋堆」为何在「六堆」堆属的后方,谜底也解出来了,原来「先锋」指的是运筹帷幄的脑袋;六堆的历史再也不是单一的属性,而是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即:(一)前六堆时期(93 年):康熙31 年(1692)–乾隆 51 年(1786);(二)组织观的六堆(67 年):乾隆51 年(1786)–咸丰 3 年(1853);(三)区域观的六堆(151 年)–咸丰 11 年(1861)到现在,这些相关的论述,将交代于本书第二版后面的论文集里,不过这些还不够,因为六堆在历史的长河里,还有未解的谜团。

第二版的内容新增三篇论文,来自于这些年我对于六堆客家新的讨论,虽然里面的问题,大体在第一版有稍微触及,但是在第二版中有更细緻的讨论,如第一篇〈神圣空间的政治二元性-以清代客家忠义亭为例〉,专文讨论忠义亭(祠)里面所供奉的历代忠勇公与清代官员的长生牌位,现在这些都不见于忠义亭(祠)内,这是相当可惜的事,因为这是延续南部客家相当重要的历史轨迹,如何间接证明南部客家,从高拱乾在供奉之内,就可以证明。

第二篇是〈前六堆时期屏东平原的客家边区划界〉,主要讨论屏东平原「竖石」与「土牛沟」的相关性,或是在屏东平原的地表上,可能用「竖石」来代替「土牛沟」的划设,导致文献资料如近年出版的《紫线番界》一书,虽有画线却在地表上不如桃竹苗地区,留下任何的迹象可供追寻,而重要的讨论是,一般所认知的黄叔璥「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议凡逼近生番处所相去数十里或十余里,竖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说法,在本文受到挑战,主要是在屏东平原的划设工作,要到「雍正七年台湾总兵王郡所进行立石画界工作」才得已完成,换言之,「康熙六十一年」的年份是被追加而来。

第三篇〈林爽文事件府城战场的政治战── 一个六堆粤民出征的适宜性论战〉,主要讨论六堆义民前往台南远征所发生政治效应,有别于传统六堆义民受到政治高层欢迎的说法,文中提出远征过程虽然受到常青的重用,但是却受到其他人,包括乾隆帝的怀疑,一度要被遣回屏东,不允许留置台南征战,最后被提及「缘广东各庄士民,其祖父于康熙、雍正年间,曾为义民,随征逆匪,均邀褒奖」,才得以逆转,受到乾隆帝硃批:「既有此等情节,何不奏明?今既奏明,昨已降旨矣。」才峰迴路转成就现今所提之历史。

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九年里,感谢所有对南部客家的研究者,能够包容一个来自彰化,完全不懂客语的福佬人,不断地挑战既有的六堆客家论述,也感谢客家委员会与下辖的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屏东县客家事务处,让我有机会能够对客家乡亲介绍最新的研究与看法,毕竟晴耕雨读的这个气氛,一直吸引我努力地向前,让南部客家研究成为我一生的职志。

穷岛军需飞檄催,蔗霜兼买鹿皮来。
生番禳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开。
浪峤山形随地尽,厦门风信逐潮回。
荷兰故土非瓯脱,窥伺将毋隐祸胎。
彭夏琴,〈咏台湾七律〉第四首,《广阳杂记》

六堆客家人的祖先,是从那里开始建立起六堆的基地呢?整个迁移的路径,到现在仍然是个未定之数。不过目前以伊能嘉矩的说法最为普遍,即康熙 25、6 年(1686-7)之时,来自广东嘉应州客家人「本想在台南府治附近拓殖,可是大多已被河洛人所佔据,已无空地,才在东门外垦闢菜园,……,后来,他们知悉下淡水溪东岸流域,还有尚未开垦的草地,于是相率移居该地。」(伊能嘉矩,1985:142)而后来的版本,民国 62 年(1973)锺仁寿所发表的《六堆客家乡土誌》,也没脱离这个说法太远,「1688 年(康熙 27)清军续遗部队中,有一部分蕉岭及梅县出身的士兵,由安平登陆,不久屯田台南东门,后来转到阿公店(冈山),1692 年(康熙 31)解队后,被政府安置于万丹乡滥滥庄从事垦荒。」(锺仁寿,1973:70)换言之,由以上两位学者的田调结果,得知一条六堆客家人经由台南府城东门到屏东滥滥庄的迁移路线。

但是这条迁移路线可以经由史料来支撑吗?我们可以来看看,屏东平原对外孔道的建立,是如何被记载下来。屏东平原也有人称之屏东沖积平原,地势主要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平原南北长约 60 公里,宽约 20 公里,面积 1,140 平方公里(陈正祥,1993:867),整个沖积平原的生成源自于潮洲断层与六龟断层所陷落成的六龟地沟(林朝棨,1957:367),这个地沟就像一个箱子,开始承接来自河流所携带的大小岩屑与沈积物,荖浓溪是沿着潮州断层流动的溪谷,楠梓仙溪则从陷落盆地的西侧流入地沟,后来因为一连串的沖积扇在地沟的东侧、大断层崖的下方堆积,逐渐把荖浓溪逼向西方,高屏溪也受到沖积扇的逼迫,向西移动,同时间各大小溪流都继续带来大量堆积物,充填屏东地沟,最后堆积成了屏东平原(王鑫,1980:163),屏东平原终于从地沟浮了出来。而屏东平原最早的记载,来自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描述。

162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落脚于热兰遮城(现今台南市安平区),正式开启在台湾的殖民时代;VOC 与屏东平原的关係,来自于1635 年 12 月 25 日对于塔卡拉扬(搭加里扬)的征讨。虽然对于受攻击的塔卡拉扬在现今所在何处有不同的考据,有一说在屏东平原之上(李国铭,2004:43),也有一说在高雄平原北部滨海地区(简炯仁,2006:27),不管如何,经过这场「圣诞节战役」之后,在 1636 年 2 月 4 日塔卡拉扬的代表无条件接受合约的内容,2 月 6 日放索地区(现今位于屏东县林边乡内)的七个村落,耳闻塔卡拉扬遭受的烧村厄运而心中大骇。不久,也派一个住在他们村中的中国人到台南请求加盟,向荷兰人表达归附意愿(李国铭,2004:52),开启了屏东平原与外界接轨的行政关係。

来放索的荷兰船队,在 1636 年 4 月 7 日一行 26 人,在打狗(现今高雄市)夜宿后,隔天中午抵达放索(李国铭,2004:54),开启双方的合作关係;首先是金狮岛(现屏东县琉球乡)战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 4 月 19 日率一百名兵士和水手,并带 7、80 名的邻近村落强壮原住民,分搭三艘戎克船及若干杉板船出发,但 4 月 21 日受缺水又下雨遇强风,全部队转泊下淡水,26 日获约 80 名放索社人和许多新港社人的援助,克服困难全队登陆(曹永和、包乐史,1995:428)。

紧接着屏东平原另一股势力,麻里麻仑也开始送矛请求加盟,所以在 1637 年 4 月 22 日 Junius 传教士指派宣教师与 3、4 名士兵保护下,到放索、麻里麻仑以及多拉托克(Dolatok)建学校,而邻近的大木连和万丹(Panendal),也都派人来请求荷兰人去设学校(李国铭,2004:58-9)。

如此,大员与放索零星的航运纪录,开始被登录下来,如 1638 年 6月 7 日一艘来自放索的船只,搭载 18 人、盐鱼 25 担、柴薪(曹永和,2002:228),1639 年 7 月 11 日自放索运来鹿皮 300 张(中村孝志,1997:91),而 1641 年 4 月 10 日在赤崁召开第一次「地方议会」,屏东平原出席的部落有:大木连、万丹、麻里麻仑、放索、塔卡拉扬、茄藤、奢连、力力等八个村落的 20 位长老(李国铭,2004:61),正式确立屏东平原的部落收编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下。

而 1642 年 2 月荷兰到卑南的寻金之旅,更以屏东平原两个交通要道为主要的出入点,在东部寻金的回程上,在 1642 年 2 月 19 日的黄昏,大队人马抵达放索,在该地接受宴请,并过夜;2 月 20 日饱食一顿后,荷兰人劝导放索人种稻米,然后往茄藤前进。在该地又接受丰盛的款待,并过夜;2 月 21 日继续往大目连前进,沿途强迫居民种植稻米。在大目连享受居民的招待后,直接往赤崁前进(李国铭,2004:62)。

而 1644 年 3 月 29 日的宣教师派驻工作,更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治权直接延伸到屏东平原的开端,1654 年 11 月 19 日显示十个月前有派驻麻里麻仑 20 个士兵。而更重要的,在屏东平原实施有所谓的「村落包税制」,后人称为「社商」。社商的制度在台湾的历史上创于荷兰时
期,原始的构想是平埔族人受限于经济生产习惯的差异,无法缴纳税金的情况下,于是让财力较为丰厚的人代为缴纳该社族人的税金,以取得该社的经济支配权,该人就称之为「社商」,如此,该社就必须向社商缴交同等值的物品,以抵销社商之前所缴交的税金。这套制度看似公平,但是问题就出在同等值的物品是由社商来认定,所以社商代缴税金的制度,往往潜藏着对于平埔族人的剥削。

由这些文字纪录可以发现,透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空间连结,屏东平原逐渐与外界联繫,屏东平原的面貌也逐渐被揭开,而对外联繫的管道,即是放索社(现林边乡水利村)与下淡水社(现万丹乡香社村);而自然环境也被地图记录了下来,尤其是海岸线,揭开了屏东平原对外联络的孔道,这些都不是能够从现今的地表景观所能够推论的部分。在荷兰古代的海图里,能清楚地画出现今高屏溪与东港溪的出海口,显示荷兰船只到此活动的纪录,向内退缩的海湾,正适合船只停泊,这也说明在金狮岛战役中,全部队可以转泊下淡水的缘故,由此见得,在荷兰时期已经打通屏东平原对外联络的管道,而主要的航点就是放索与麻里麻伦(下淡水社)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也就成为屏东平原空间脉络的起点。

虽然在荷兰时期,华人已经在屏东平原有所活动的纪录,如「与会的代表长老们也趁机诉苦,指责居住在村子里的中国人,假借荷兰人名义对他们压迫。长官答应查明之后,加以处罚。」(李国铭,2004:62)但是由华人能够正式控制整个地区,还是要到等到 1661 年 4 月郑成功来袭。

荷兰与明郑双方第一次交战在于 1661 年 5 月 1 日,但是 4 日普罗民遮城因为军力不足而投降,22 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仅剩下单一的热兰遮城,但是这个堡垒却守住了郑军的猛烈攻击,迫使郑军採取消极的围城策略,共计约八个多月的时间,热兰遮城不堪长期的围困,终于在 1662年 2 月 1 日揆一开城投降。而在屏东平原的部分,依 1661 年 5 月 17 日的记载:「几乎整个屏东地区的村子,都向郑成功投降。长老们获得一淡色丝袍、顶上镶金球的无边帽,及一双中国鞋为礼。村民庆幸不用再上学,兴奋的撕掉书籍,破坏器皿。塔楼的村民听到郑成功军队来到的消息,把一个荷兰人杀死,割下他的头颅,像过去猎头回来一样的载歌载舞,并强迫当地的教师 Steven Jansz 观赏。驻守麻里麻仑的政务员Hendrik Noordan 和其他荷兰人约 60 人,从麻里麻仑出发,越山逃到卑南去,和驻守东部的荷兰人 24 人会合,接受当地居民的保护。」(李国铭,2004:66-7)这一逃,也象徵着荷兰势力全面退出屏东平原。

然而明郑政府怎幺看待屏东平原?受限于明郑时期的文字记录缺乏,难以清楚建构出当时治理屏东平原的政策与定位,倒是明郑如何看待这个地方呢?在现在仅存的一幅「永曆 18 年台湾军备图」里,对于屏东平原的空间资讯,只有三个地名那就是放索、下淡水番、咖叮(茄藤)番,这个空间资讯的登录,证明了前面荷兰时期所留下来的空间节点─放索与麻里麻仑,仍然为明郑所延续。然而有趣的是,这样的空间划分方式,却在现今的人类学田野里,得到另一个印证,也就是在屏东平原的平埔族信仰主神称谓里,有放索开基祖与(麻里)马仑之分(林清财,1995:479),而请神咒「赤山万金庄放索祖、上淡水下淡水麻仑祖」(李国铭,2004:66-7),更清楚划分来自神域的两大系统。

但是这边区的特性,也让明郑有了另一番的思考,成为罪犯流放的地方,如:「台地沿边,南尽沙马矶头,延袤仅五百三十里,而自下淡水以南,悉属瘴乡;伪时以处有罪之人,无一生还者。」(周元文,1960:151)「邑厉坛……又一在淡水港东.伪时安置罪人所,鬼频为厉;康熙58 年(1719),知县李丕煜令淡水司巡检王国兴建祠祀之,以后不复为厉。」(余文仪,1962:331)

这样的空间关係并没有持久,随着明郑被清朝消灭,将进入另一个阶段。康熙 22 年(1683),经过多年布局的清朝政府,终于藉着明郑的内斗,展开征讨的行动,施琅在澎湖战役一举打败刘国轩后,一週后,明郑正式投降,施琅上岸后,「伪藩郑克塽遣小船前来接引入港,伪侯刘
国轩、伪伯冯锡範率领各伪文武官员到军前迎接。悉于本月 18 日削髮。臣逐一分发袍、帽、外套、靴全副。」(施琅,1958:51)随即对残部予以遣送,但是施琅却得面临台湾保卫战,经过一连串的辩护,终于在康熙23 年(1684)将台湾编入台湾府的地方行政区内,隶属福建省所管辖。

然而在过往的讨论里,往往忽略放索社与下淡水社所形成对外的空间联繫,如此来检验章前所提出的「六堆客家人的祖先,是从那里开始建立起六堆的基地呢?」,这个角度来看伊能嘉矩所收集的口碑,实有商议之处,因为,既有对外联繫的孔道,为何需要由台湾府城(台南)中介,何不直接取道来到屏东平原?尤其康熙 27 年(1688)暂居台湾府城(现台南市)东门的说法,其所在位置也是乾隆 52 年(1787)六堆军为协助清政府平乱远征台南的驻扎点,这空间上的巧合是否误导了明治 39年(1906)前后伊能嘉矩的报导者?站在由航运空间节点所延续的空间脉络性,其实挑战着六堆先祖移民路线原来的转进说。